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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天津９月１１日電（記者王希  劉景洋  劉林）“遇到有利益的事，許多部門都來管。碰到麻煩事，很多部門就開始踢皮球。”“‘權力’瘦身是政府‘自我割肉’，如何防止簡政放權重量不重質？”“地方政府能承接好下放的審批權和監管責任嗎？會不會心有余而力不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八屆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致辭中用“三張清單”——“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詳細解釋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發展思路，有力回應了外界關切。

　　以法定責任治權力缺位

　　本屆政府把簡政放權作為“先手棋”。一年多以來，國務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７批共６３２項行政審批等事項。５年任務兩年完成，改革決心之堅定、力度之強勁前所未有。但一些部門“會批不會管”，“對審批迷戀、對監管迷茫”的問題依然存在。

　　“遇到困難時，有關部門說這屬于經營問題你們自己去解決，當遇到一些有利益的事情，他們就把手伸得很長。”珠海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在達沃斯論壇年會上的發言，直指時下一些部門“見矛盾就讓，見利益就上”。

　　“放權”并非“放任”，“簡政”不是“減政”。李克強總理在致辭中提出，在“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之后，還要拿出“責任清單”，政府該怎么管市場，“法定責任必須為”，以建立和維護誠信經營、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動力，鼓勵創新創造。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認為，取消下放行政審批權，并不意味著政府部門沒有事情做了，而是提出了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更高要求。反壟斷、反商業腐敗、打擊侵權假冒等都是政府維護市場秩序的基本責任。有的干部并非故意不作為，而是面對新形勢出現了“能力恐慌”，“責任清單”十分必要。

　　經濟學家常修澤表示，“責任清單”對當前存在的三種傾向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一是權力被削弱后無所事事；二是對市場作用有誤解，認為政府“無形的手”可有可無；三是對改革、反腐等有抵觸情緒，消極怠工。“這些新問題需要建立責任制來解決。”

　　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

　　“負面清單”被公眾所熟知是在２０１３年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而后，上海自貿區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僅限定企業“不能做什么”，體現放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

　　有業內人士比喻，“三張清單”相當于先給企業松綁，再捆住政府亂作為的手，待明確政府責任后，則研究如何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確立政府與市場的新關系、新秩序。

　　王小廣說，“三張清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應運而生，體現制度建設過程和問題導向，彼此之間是不斷發展的關系。三者都緊緊圍繞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任務，有利于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

　　在常修澤看來，“三張清單”三位一體，具有清晰的改革邏輯。“負面清單”從經濟改革切入，瞄準政府與市場關系，打破許可制，擴大了企業創新空間。“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從行政體制改革切入，瞄準規范政府權力，做出明細界定，是自上而下的削權。

　　“提出‘責任清單’，使責任與權力對稱，符合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理論邏輯。”常修澤說，權力和責任是一個行政結構的缺一不可的兩個支柱，“責任清單”與“權力清單”互相制約，防止責權失衡。

　　以法治精神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

　　從提出簡政放權，到拿出“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再到“責任清單”，盡管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很大，但中國改革的信號絲毫沒有減弱：

　　８月１９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取消和下放８７項“含金量”高的審批事項；１０月１日《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將正式施行，這標志著我國加強對企業的事中事后監管又進一步。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分析指出，“三張清單”從限制權力、拓寬創新活力，到明確各自主體責任，一環扣一環，將為創業、創新營造良好空間，形成良好氛圍。

　　然而，有專家指出，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管理方式有著巨大慣性，加之現實利益驅動，治理能力和法治理念有待提升，都決定了下一步改革任務仍相當艱巨。

　　王小廣認為，對于一些政府部門的“心理不適”或權力依賴，下一步要在聽取社會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行政審批事項的取消和下放，逼著這些部門去承擔新責任。對于監管能力不足的，則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對外學習借鑒。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張春曉表示，“責任清單”增強了政府行政透明度，更加便于外界監督。清單一亮，是否盡職、有沒有完成承諾一目了然，政府部門就有了壓力，將來可以再以此建立起評估體系、績效考核甚至是問責機制，促使政府當好市場秩序的“裁判員”和改革創新的“守護者”。

　　“改革越往后越涉及核心權力，推進起來就越難。”參加論壇的《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何振紅說，要想讓“三張清單”真正落地，要認真研究市場發展規律，樹立法治理念、建設法治政府。“堅守法治、敬畏法律，才能為真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