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將每年固定時間里出現的媒體報道稱為“時節性新聞”，比如，每年春天，《新聞聯播》里總會出現春耕的消息，到了秋天，就會有“糧食喜獲豐收”的報道。年初年尾，各行各業的工作部署或總結的會議新聞也會接踵而來。春節臨近，來自鐵路、民航、公路運輸系統的春運報道人們并不陌生。當然，各地群眾歡度“十一”黃金周以及元旦、春節、“五一”、“六一”等節日的新聞，更像四季交替的自然景象一樣，讓人耳熟能詳。 今年“十一”黃金周結束之時，來自媒體的“時節性新聞”依然不少，各種各樣的旅游人數匯總、景點報告和擁堵不堪的返程消息，還有“奢侈浪費現象有所抬頭”的節日觀察，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一家媒體的《份子錢被人情綁架漸成國人負擔》的報道。這篇報道說的是“十一”扎堆兒結婚所帶來的“幸福的煩惱”，基本停留在譴責“人情猛于虎”、“治理陋習”、“減輕群眾負擔”的傳統角度。其實，翻閱近20年的各類新聞獎獲獎作品就可以發現，類似角度、類似作品早已汗牛充棟，已成“昨天的新聞”。不管是“正月里來鬧新春，巧立名目擺宴席”，還是“五一”、“十一”結婚季，以及8月盛夏升學季，隨禮越來越重、百姓苦不堪言的呼聲不時響起。 不出意料，在“工資不夠份子錢”的感嘆中，這一報道再次引起社會熱議。贊成者認為，這一新聞說到了“社會痛處”，該剎一剎“借機斂財”的歪風，該改一改大擺宴席的“不良風氣”。反對者則說，不收“份子錢”，以前隨出去的禮怎么辦？農村辦酒席花銷大、份子錢少，很多人家都是虧錢、倒貼的。基層干部由紀委約束，一旦被爆大擺宴席，就會迅速受到處理。而普通百姓大擺宴席，屬于民間習俗，人情往來，只能批評引導，無法加以約束。還有人提出，以后只準辦宴席請客，不準收“份子錢”，這一建議直接被人斥為“餿主意”。 年年譴責，年年如是。多少基層干部因為結婚宴、生子宴、升學宴受到黨紀政紀處理，而在民間，這些宴席卻一直頑強挺立，經久不衰。僅僅用“借機斂財”似乎難以解釋。有人將其歸結為互助和情感因素，在貧困、饑餓的年代和現實困境里，這種互助精神彌足珍貴。在很多人的珍貴記憶里，當初，寒門學子懷揣著鄉親們湊齊的路費、生活費離鄉上路，一貧如洗之家靠著鄉里鄉親的集體資助籌辦婚事。吃百家飯，穿百家衣，淳樸的鄉間習俗何時成為“陋習”被媒體大加撻伐？ 如今，媒體報道這種“人情負擔”，依然不能不加上一個前提，就是“份子錢”水漲船高。媒體報道中舉例說，一名私企職工今年國慶期間參加了6場婚禮，“份子錢”達到三四千元。因此，有人戲稱結婚請柬為“紅色炸彈”。其實，將“炸彈”卸載的過程異常簡單，就是不能將關注重點盯到“份子錢”3個字里的“錢”上，錢可多可少，不必成為負擔，而“份子”里有親情友情鄉情同學情祝福情，有著豐厚的民間文化傳統。在社會轉型的生活變遷中，“份子錢”對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來說，已經漸行漸遠。而在中小城市和鄉村，這一傳統依然是人們的互助形式和感情紐帶。媒體渲染這種人情負擔并稱其為“陋習”的同時，也應對這種民間傳統進行理性分析，避免以偏概全。（劉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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