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論世”欄目開辟的“漫談當代智性散文”系列通過孫郁老師的三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詮釋了智性散文的特點、發展及相關代表人物，讓我們對于散文的“智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這一話題已經結束，今后我們將定期約請名家就更多的話題進行探討。 ——編 者 在現代散文的園地里，充滿智性的還有一類散文家，他們在出道之時閱讀的是革命的文學和西方的文學，在這兩種資源的雙重召喚下，開始追求一種新的智性寫作。這類作家既不能納入言志傳統，也無法歸入載道傳統，他們另辟蹊徑，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曾祺、王小波、史鐵生、周國平、趙園等人，他們的寫作影響著當代散文的發展。 汪曾祺的散文是當代散文的一座高峰。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文章中自然少不了沖淡的色彩，但他早期受到現代派繪畫和現代派小說的影響，所以也有一些非理性，有一種像繆哲所講的那種“非詩非文”的“匪氣”蘊藉在文章里。他深諳文章之道，不是從魯迅和周作人那里簡單移植，而是追根溯源，從宋人筆記和晚明小品出發，再吸收一些周作人、廢名和沈從文的文學因子，從而筑建了漂亮有趣的散文格局，超過了張中行、呂叔湘、舒蕪、鄧云鄉等人。我們有時能夠在汪曾祺的文字里，讀到一種清爽、明快和溫潤之氣，仿佛有一種幽思在腦際暗暗流動。他的散文銜接了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兼具濃烈的現代意識，自成一派，稱得上一個奇跡。 在自成一派的散文家中，他們或者從神學層面進入到個體幽深的精神領域，或者從德國近代哲學里汲取精神養分，打開精神窗戶進行寫作。從神學里受到暗示的代表是史鐵生，從哲學里吸收精神養分的代表是周國平。 史鐵生的《務虛筆記》和《病隙碎筆》都帶有神學韻味。他從宗教、心理學、婦女研究、兒童研究等方面汲取了很多營養，最后形成了獨語體的文本。他完全顛覆了“五四”以來的小品文寫法，直接地與神學、思想家在文本中對話、交流，他經常思考的是存在的有無問題，成了一個思想的“叛逆者”。在史鐵生看來，我們的語言、敘事邏輯都出現了問題，其癥結在于國人在表達思想和審美情調之時，話語方式已被世俗化了，都是世俗的語言，不能生長出思想和智慧來，或者說不能夠拷問存在的實有和虛無。史鐵生不斷瞭望時空，欣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超越世俗層面進行寫作，并最終找到一種思想者才擁有的話語方法。他的語言，很值得深入探究。 周國平研究尼采、古典哲學和近代哲學，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也熔鑄成了獨具特色的文本。周國平的散文不斷被贊譽，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思想者和學者。他早年喜愛閱讀魯迅，后來走向尼采，受到了尼采強力意志和對自由意志態度的影響，末了又從尼采的世界里走出來，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散文話語方式，一種自言自語的獨語體。 王小波的散文也非常受歡迎，他的散文可稱為當代智性散文的一個標志。王小波的思想源頭應當說是拉伯雷的《巨人傳》，哲學上是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哲學，包括愛因斯坦的一些理念，在小說上他特別喜歡尤瑟納爾、卡爾維諾以及博爾赫斯等作家。王小波的小說和隨筆，使用一種非常規的方法，即狂歡的話語表達來解構傳統，顛覆流行的文化語法，形成一套獨特的智慧表達方式。 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園》一書中說：“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里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通過他的代表作《一只特立獨行的豬》，我們可以看出王小波的寫作，其實就是反對裝假、裝傻般書寫的文化語境，他用自己的狂歡式寫作，用看似很簡單的語言，表達了一種圣潔的思想。他是用笑的方式、用癲狂的方式在寫文章，這也是他的審美方式，是我們這一代文壇所稀缺的。 木心是一個帶有趣味和智性的散文家。他最喜歡的文字是六朝的，他對法國詩人蘭波情有獨鐘，對波德萊爾、畢加索都很喜歡，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烈·紀德的小說也頗為喜愛。他在文章里表現出博覽群書之后的達到的有選擇的有比較的智慧，他在自己的散文隨筆里形成一個豐富的世界，一會兒在古希臘，一會兒在波斯，一會兒在中國的六朝，一會寫紐約的感受，一會兒寫埃及的感受……他是一個游蕩在東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人。 日本文學中優美的俳句眾所周知，但漢俳在如今卻是稀有的存在，木心卻是能寫漢俳的高手。一個句子，十幾個字，就疊出無數意象。木心有本散文集叫《哥倫比亞的倒影》，其詞語的豐富讓人驚嘆。就像錢鍾書在《管錐編》里面打通中西，出現一種畫境一樣，木心也試圖做到這樣，但并非處處成功，他的有些作品過于追求辭章之美，有點做作，比如《上海賦》。 木心的古文非常好，他對漢賦的語言非常敏感，把先秦到兩漢之間語言最精妙的部分都吸收到自己的腦子里來。木心背負著東西方文明，出現在我們面前，而他的寫作又從漢語的藩籬里飛出來了，增添了另一種可能性。 白話文寫作不到100年，在這100年里我們的寫作經歷了很痛苦的過程，有豐收年也有荒蕪年。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65年，尤其是最近30余年的寫作過程中，散文寫作由單一的文化形態變得更加多元，出現了不同的作家群。在“五四”大的傳統之下，這30余年又形成了新的傳統，像汪曾祺、史鐵生、王小波等一大批人的散文或多或少地帶有一種智性，使漢語從模式化的語言，從單一的道德化語言里，衍生出了種種新的文本。他們的文章回到了自身，回到了本源，豐富了當下的生活。 對于青年人的寫作而言，不一定必須在哪里依傍。開始可能受某些人的影響，但最終一定要回到自身、成為自己。如果能發掘出自身內在的潛能，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都能夠與東西方對話，與現實對話，與自己對話。（孫郁，由李琦、張鑫磊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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