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擴張的城市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最近幾年，無論什么時候，社會學者、市政規劃人員或城市管理者只要碰在一塊兒，這都可能成為他們談論的頭號問題。 眼下，地方的“兩會”陸續召開，與城市發展和治理有關的那些人，再次正式地聚到一起，頭號問題自然一如既往地成為他們討論的焦點。 在上海，市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反思“12·31”外灘擁擠踩踏事件，“暴露出城市安全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重大隱患”。 在北京，市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4年北京空氣中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實際下降4%，較下降5%左右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并坦承“目前北京的確不是宜居之都”。而在港澳委員和港澳臺僑工作顧問座談會上，市長則表示“北京在依法行政上還存在較大差距和不足”。 這些必須面對的慘淡現實，無一不關涉民眾的健康、權益，甚至生死。主政一方的官員們也并非人們刻板印象中的避而不談或閃爍其詞。他們似乎意識到了守護這個城市的秩序和良好名聲，靠的不是猶豫、多變和拖延，而是正視層出不窮的問題和市民所遭遇的生活現實。 除了這些大的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城市化帶來的人口壓力、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和養老困難等更細節化的問題，也被一些與會人員更細致地擺上桌面研討，并見諸媒體。 對居住在城市里的每一個人來說，這是好事，畢竟這與他們具體的生活有關。謀生在城市，他們目睹了四周的日漸繁華，城中村和荒草地變成高樓大廈，同時，他們也正經歷高峰期的公交和地鐵越來越擠，超市里的物價越來越高，以及隨處可見的看病難、上學難、停車難、養老難等各種如影隨形的切身難題。 對權責在身的城市管理者來說，地方“兩會”是城市里最具體的政治生活；而對拖家帶口的城市居民來說，生活便是最具體的“政治”。歷經幾十年的社會變革，這種“政治”已不再停留在宏大響亮的口號上，而是滲透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比以往更瑣碎，更世俗，更切中老百姓的歡喜與憂愁。 如果問市民對投票結果有何感想，很多人可能會覺得無所謂，但若問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問題，他們頓時會覺得休戚相關。比如，每天能不能準時送孩子到學校，上班會不會遲到，下班后能不能趕上最后一趟地鐵或公交以盡可能省下出行費用，對疲憊奔波的上班族或心力交瘁的夜歸人來說，就是每天最大的“政治”。不管在別人看來多么瑣碎庸俗和無足輕重，這些事在自己生活的某個當下可能就是全部。它在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可能遠超過一座城市的發展藍圖。 自然而然，解決好這些具體而庸常的事情，會是一個社會和城市自身發展的動力，會讓心情愉悅的人們，更容易就城市的發展達成共識，樹立共同的目標和自信，而不至于在相互指責和埋怨中破壞彼此的信任。 以往，在面對城市的病癥時，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感慨，存在的問題怎么如此巨大，積弊怎么如此之深。我們除了手足無措，便是搖頭嘆息，感覺解決方案似乎永遠遙不可及。 如今，我們需要從陳詞濫調和悲觀情緒中擺脫出來。當官員們今天可以心平氣和地談論城市的混亂和不宜居問題時，或許說明未來他們存在解決問題的可能和自信。 作為城市的治理者，他們需要預見性、洞察力和活力。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地方“兩會”上面對“專車”這種新生事物，上海交港部門負責人稱“專車的模式創新值得肯定”，在現行的法律體系和制度下，完全可以實現合法運營；而北京交通部門負責人也聲稱“正在想辦法”，如何讓“專車”服務形式合法化、正規化，城市停車收費管理的亂象也一再被提及。 只有當官員深思這些具體而微的問題時，他們才能真正與這座城市的居民在精神上達成共識，在生活上息息相通。 要讓個體生活更加有序和幸福，需要的不是城市治理者空洞寬泛的美麗說辭帶來的心潮澎湃，而是理性思考和研究權衡后給民眾提供的能夠信賴的社會生活準則，讓“少有所學，老有所依”。 政府和官員正因為能檢視這些規則的落實，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個體的位置，所以才和公民個人有了最大的重疊與交互。 經過這幾十年的開放和發展，人們在很多事情上已經改變了觀念，沒有比涉及個體生活的事情，對市民來說更事關重大了。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政治便可能只是政府的自說自話，群眾的智慧和熱情也不會被激發。 只有市民生活這個車輪和政府規劃一起滾動起來，城市才能在前行中凝聚人心，才能更好發展和秩序井然。(王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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