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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沉渣泛起，消解人們的共同信念和社會凝聚力，為害甚大，不容輕忽。廓清這一錯誤思潮的影響，需要做多方面工作，其中重要一點是引導人們尤其是青年人正確體認當下中國社會的時代性。

　　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歷史研究屬于人類的精神活動，故“真的”歷史必然是“活”的歷史，它融入了當下。這一說法不乏辯證思維。換言之，人們對于歷史的思考，總會有一個觀察點或出發(fā)點，它歸根結底與人們對身在其中的社會時代性的體認緊密相關。1901年梁啟超發(fā)表《過渡時代論》，認為其時的中國正處于舍舊趨新的過渡時代。凡過渡時代都孕育著大希望，同時也隱藏著大危險。所謂大希望，是指它不僅是英雄豪杰的大舞臺，而且是一個民族由衰趨盛的轉折點，故曰“美哉過渡時代乎”；所謂大危險，是指它禍福相倚、充滿風險，對未來道路選擇的正確與否將決定國家與國人的成敗禍福。因此，他強調過渡時代的政治家與國民必須具備三大品格，即“冒險性”“忍耐性”“別擇性”，其中又以“別擇性”最為重要。他說，當今世界上的政治模式多種多樣，各國國情與國民之所宜也是多種多樣的，“天下事固有于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故當時中國的政治家若不能選擇適合本國的發(fā)展道路，將會導致誤國誤民的嚴重后果，“則其負民也實甚”。

　　當前的改革開放時期也常被稱為“改革期”“轉型期”“過渡期”等。這不無道理。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fā)展逐步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yōu)椤耙越洕ㄔO為中心”、由計劃經濟轉變?yōu)樯鐣髁x市場經濟，從物質到精神，中國社會的確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呈現明顯的過渡與轉型特征。盡管如此，我們仍要看到當今時代與梁啟超所說的“過渡時代”畢竟名同實異，不可同日而語。梁啟超認為“過渡時代”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講，人類社會無時不在過渡中，因為無過渡則無進步，是為常態(tài)；就狹義講，則是體現了一個社會由“停頓時代”到重獲新生間的過渡，社會的“發(fā)生力”因之被重新激活，是為非常態(tài)的脫胎換骨的蛻變期。梁啟超所論的“過渡時代”乃指狹義。在他看來，其時中國面臨的是一場“去所厭離之舊界”，而追尋西方“新界”，即改變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仿行西方憲政、改弦更張的社會大變革。而當下中國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基礎上的進一步發(fā)展，與改轍易幟渺不相涉。這就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時代性。

　　緣此可知，能否正確體認當下中國社會的時代性，同時又不忘梁啟超關于“大危險”和“別擇性”的警示，將深刻影響人們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1990年，胡喬木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提綱時認為：“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國共產黨是一直在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的。盡管犯了錯誤，還是要為人民謀福利，把中國推向現代化。整部書要有這么一個思路。”很顯然，他強調的“這么一個思路”，不僅充分肯定了我們黨70年的奮斗歷程，而且其觀察點或出發(fā)點，正是源于對當下中國社會乃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一步發(fā)展的新階段這一時代性的正確體認。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對此有許多精辟論述。他指出：“我們黨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述告訴人們：歷史與現實是統(tǒng)一的，對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信，本身即飽含著對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奮斗歷史的敬意。

　　當前，一些人錯讀當下的中國，甚至認為中國正告別社會主義、歸趨西方資本主義，因而他們趨向抹殺和歪曲歷史，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迷津，也就不足為奇了。所以說，廓清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正本清源，重點在于引導人們正確體認當下中國社會的時代性。（鄭師渠，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