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記憶才能帶來真正的原諒，而遺忘就可能冒重復歷史的危險。”這是美國退役空軍少將查爾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國會作證時講的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在題為《不扔原子彈日本也會投降嗎》的演講中，這位美國唯一一位參加了兩次對日原子轟炸的飛行員，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日本軍國主義曾經的瘋狂，呼吁全世界人民時刻警惕其死灰復燃。
70年前的今天，在中國人民長達14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戰,以及美國對日扔下了兩顆原子彈，蘇聯紅軍對日宣戰之后，日本被迫投降。斗轉星移，就在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講話，卻認為“什么行為是侵略，交給歷史學家判斷”。
此刻，我們有必要再次重溫抗戰史，并由此上溯到甲午戰爭——中日之間過去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重溫歷史不是要糾結其間的恩怨情仇，而是警惕對歷史的無知乃至歪曲。正如查爾斯·斯文尼強調的，“遺忘就可能冒重復歷史的危險”，因為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隱藏在歷史中，它隨時有可能因對歷史的遺忘而躥出來。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上千年的交往中，并不總是伴隨著美好的記憶。日本和中國一樣，也有一個閉關鎖國的過程。中日差不多同時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并由此開啟近代化。但島國民族天生的憂患意識及其主動的學習精神，使得日本比起中國來，更容易接受西方文明，并最終通過維新運動走上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在“富國強兵”后，由于骨子里生存危機的驅使，日本很快走向了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瞄準的對象首先是朝鮮半島和中國。可以說，甲午中日之戰，中國既敗于武器和技術的落后，也敗于政治制度和國民意識的差距，更敗于日本的處心積慮和中國的輕于防范。甲午之后，日本的軍國主義進一步膨脹了其野心，并最終在40多年后大爆發。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日本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經過14年浴血奮戰，在付出3500萬軍民傷亡的慘重代價后，在武器裝備極度落后的情況下，中國人民以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浴血奮戰，最終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一洗一個多世紀受日本侵略的屈辱歷史。彼時的中國，雖然名義上實現了統一，但國家其實被軍閥分割；近代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工業基礎仍然薄弱，整個國家尚處于一盤散沙狀態。此種國情下，中國能打敗窮兇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固然不應該回避美蘇的力量，但奮起抗爭的民族國家意識是決定性因素。
如果說在甲午戰爭前，多數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尚處于朦朧階段，對戰爭及其對中國帶來的危害漠不關心，那么，那場慘敗喚醒了中國的有識之士，他們積極開始了對國民民族意識的啟蒙。在隨后的近半個世紀，中國的先進分子為求中國富強而艱苦探索，到抗日戰爭爆發，這種民族崛起的意識，終于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反抗侵略、救亡圖存的洪流。從現代化的角度看，民族國家意識的生成及其壯大，是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中華民族成為一個現代民族的重要標志，而抗戰在其間起了關鍵作用。
從中日近代以來這兩次決定各自民族國家命運的戰爭來看，它印證了一個基本道理，即貧困招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同為戰爭，抗戰比起甲午，國力更弱，武器裝備更加落后，中國人卻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這又說明，精神力量的不可戰勝。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抗戰精神，它是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是一種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是一種堅忍不拔不畏強權的英雄氣概，是一種百折不撓浴血奮戰的必勝信念，它是中華民族于苦難中抗爭奮斗崛起的精神基石。
抗戰勝利后，中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中日關系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互相敵視和對抗后，于七十年代解凍，兩國在1972年恢復邦交。之后及到上世紀末這段時期，中日關系平穩發展。在歷史方面，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在其談話中，明確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并表示悔罪道歉。但是，新時期以來，隨著中日經濟增長態勢的易位和雙方綜合國力的變化，以及日本右翼勢力抬頭，兩國關系面臨新的挑戰。
在歷史認知上，日本政府存在搖擺和反復。除村山富士外，日本戰后的歷屆政府，并不愿承認日本的侵略戰爭，安倍政府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日本在戰后提出“一億總懺悔”，即所有人都對戰爭負有責任，從而導致最應該擔責的人反而免除了戰爭責任。
對于70年前的那場侵略戰爭，大多數日本人不持肯定態度，但許多人尤其是政要人物缺少作為加害者的深刻負罪感。不僅如此，用查爾斯·斯文尼在國會演說時的話來講，“今天日本還巧妙地打起種族主義這張牌，以此來宣示其行為的正義性”，“與德國認罪的姿態不同，日本堅持認為它沒干任何錯事，它的行為是受當時局勢的拖累。”正是在這種錯誤史觀下，“整整幾代日本人不知道他們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干了些什么。這可以理解為什么他們不理解日本為什么要道歉。這種態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彌合創傷的希望。”
在中日關系開啟正常化時，鄧小平曾說，中日關系的重要性，超過其他一切問題。作為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進行過“生死戰”的領導人，鄧小平著眼于中日關系未來的發展大局，沒有將仇恨帶入進來，展現了博大的胸懷和高遠的境界。這本應該是兩國關系發展的基調，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日本右翼及一些政客的戒備和不滿日增，他們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戰爭，在危險道路上會越走越遠。怎樣處理這種新形勢的復雜關系，這對和平崛起的中國政府及其國民，都是個嚴峻考驗。
愛國主義是偉大抗戰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在今天，這仍是我們實現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但進入21世紀，愛國主義增加了新的時代內涵。國家間應有新型大國關系,國民也應有新型大國心態。今天反思,中日那場戰爭災難告訴我們，建立在對外擴張和掠奪基礎上的發展模式絕不能重演，兩國戰后各自的高速發展也充分說明，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經濟繁榮。在新時期，建立在這種國際觀和發展觀基礎上的愛國主義，應該更理性、平和和包容，把愛國情感更多地內斂為自身的奮發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以自身的強大贏得尊重和地位。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在昨天,我們從安倍講話中聞到了危險的氣味。本報今天發布的民調顯示,80.4%的受訪者擔心,安倍修改和平憲法導致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膨脹,將威脅現有和平環境,這應引起中日兩國人民，尤其是兩國青年的警惕和深思。我們今天隆重紀念70年前這場戰爭災難,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防止出現新的反和平罪行。我們認同查爾斯將軍的那句名言,“只有記憶才能帶來真正的原諒，而遺忘就可能冒重復歷史的危險。”（仲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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