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腐敗，要有“零容忍”的認識，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動。在反腐這個問題上，“力度”比“態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讓我們把目光投回“時鐘再次跳動”的中國。當“真理標準討論”激蕩解放思想的春潮，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釋放改革開放的活力，總設計師高瞻遠矚的擘畫之中，也有著對歷史深處憂患洞察入微的把握，而后者可能更需要廓清迷霧的眼界、果敢堅毅的決心。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鄧小平同志最鮮明的思想和實踐特點，就是從實際出發、從世界大勢出發、從國情出發”。反腐敗正是這樣一個例子。 大潮初起，與思想一起解放的有利益，與體制一起松動的是欲望。廣東沿海地區一個縣委書記，侵吞緝私物資把家搞得像“廣播站的器材倉庫”，最終被槍決，成為反腐“改革開放第一案”。對此，鄧小平嚴厲指出“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告誡全黨“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如果“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黨和國家就可能要“改變面貌”。 將是否反腐，上升到改變黨和國家面貌的高度，這樣嚴峻的判斷，源于對腐敗問題的深切思考：如果手握權力的國家公仆，墮落為以權謀私的人民公敵；如果“保護社會共同利益”的權力機關，異化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權集團，不僅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宗旨背道而馳，更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水火不容。在反腐敗問題上，必須拿得定主意、“下得了狠手”。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遺憾的是，反腐敗也同樣如此。經驗表明，社會轉型期的“軌道變化”制造大量“灰色地帶”，伴隨而來的腐敗滋生，幾成現代化進程中的通病。腐敗作為“全球性灰色病毒”，是人類文明的公敵。上世紀初的美國、二戰后的日本，莫不如此。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轉型，其變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范圍之廣，可謂絕無僅有，因此也難以逾越腐敗高發的階段性特質。對于這一點，鄧小平早已做出判斷——“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改革勢必泥沙俱下，但如果不及時清淤疏浚，聽任污泥濁水泛濫，放縱老虎蒼蠅橫行，就會帶來滅頂之災。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就此斷言，“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能遏制中國，那就是中國自己”。而在中國經濟社會迅疾發展的36年，反腐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彰顯黨的決心和反映社會民意的晴雨表，成為能否捍衛核心價值、展現自我革新能力的試金石。事實證明，對于腐敗，要有“零容忍”的認識，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動。在反腐這個問題上，“力度”比“態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當今中國，正行進在“歷史的三峽”，反腐敗也越發緊迫而重要。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讓社會公眾產生“相對剝奪感”，振奮社會信心要反腐；特權思想、特權現象，在黨和群眾間隔起無形之墻，重塑執政倫理要反腐；貪官禍國，污吏殃民，是對黨的宗旨信念的極大敗壞，正本清源要反腐。“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今天的共產黨人，正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以“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韜略，回應著一代偉人深邃的歷史洞見。 在談到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時，鄧小平提出要“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一個就是抓緊懲治腐敗，“至少要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處理不能遲”。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今天，“打虎無禁區、拍蠅零容忍”的反腐敗斗爭，恰如這一告誡的隔空回響。反腐需要硬手，倡廉亟待實招，十八大以來的22個月時間，史無前例的反腐力度，信守著“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的承諾，踐行了“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誓言，讓人民充滿信心，讓社會充滿期待。 鄧小平曾說，“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現在看來，我們黨過了這一關。最重要的是，人民對腐敗深惡痛絕，對反腐敗全力支持，這是我們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的根本保證。（人民日報評論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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