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姚貝娜報道惹爭議：好新聞應該有情懷和溫度
1月16日，歌手姚貝娜因乳腺癌復發病逝。次日凌晨，其經紀人博寧連發微博，斥責《深圳晚報》：“你們有沒有做人的底線！你們干的那些齷齪的事！你們對得起姚貝娜捐獻眼角膜嗎？”據透露，該報記者曾喬裝醫務人員潛入太平間拍照。消息傳出，輿論嘩然，直斥《深圳晚報》缺乏新聞倫理。
從馬航370失聯事件到復旦投毒案，從上海踩踏事故到此次姚貝娜病逝……輿論場上接連發生數起有關新聞倫理的論戰，每每有人“挑”起道德沖突，各自擁躉便自覺站隊并對罵。站隊，未必就站得對。如果只是聲討，而不理性探討，或者把對抗當成對話，把表態當成表演，不僅無法實現和解，還會深陷雞同鴨講的悲劇境界，拉低公共討論的質量，而且類似爭議以后勢必頻繁發生。
新聞倫理可謂言人人殊，但它不只是理論，一定既有倫又有理，既有底線又有情懷。比如，記者在病房外焦急等待，這難道有錯嗎？記者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現場，如果記者不出現在現場，豈不更讓人不可思議？但是，在現場，不等于就可以為所欲為——如果不顧姚家家人反對，粗暴采訪甚至化裝進入太平間拍攝姚貝娜遺體，就的確不妥。正如周克華被擊斃后，當其老母親“始終用一把扇子遮著自己的面部”時，記者就不該再打擾了；當“復旦投毒案”二審宣判，駁回林森浩的上訴，林父痛不欲生并“就地蹲下，雙手抱頭”時，記者何必窮追不舍？
當采訪對象處于險境甚至災難之中，記者何為？美國全國新聞攝影師協會前會長威廉·桑德斯說：“你首先是人類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聞工作者。”美國大牌電視記者邁克·華萊士卻說：“當然要繼續報道，你是個記者！”不同的答案，源于不同的立場；不同的選擇，卻未必沒有相同的職業信仰。當職業與職責碰撞、履職與人性沖突時，記者究竟該怎么辦？這兩端不是水火不容，報道姚貝娜病逝毫無問題，有問題的只是具體的報道手段。
據悉，美國新聞攝影界已普遍認可這樣一種觀點：當攝影記者拍下他人照片時，也拍下了他人匿名的權利。《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兼政治記者大衛·波羅特認為：“當你選擇記者為職業時, 就得接受那些由于服務公眾的責任所必要的對自身言行自由的限制”。早在1984年，美國新聞攝影記者協會(NPPA)就特設了“人道獎”(Humility Award)，以獎勵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所表現出的人道主義精神。
有個細節值得注意，報道姚貝娜病逝的《深圳晚報》3名記者中，領銜的正是攝影記者，也是該報社編委。作為資深攝影工作者，如果當事人確實沖進了太平間，他被譴責并不冤枉。但從該報當時呈現的報道、展示的圖片來看，似并無太平間情境，更未涉及姚貝娜遺體，無論照片還是內容，都在節制中讓人感受到惋惜和溫情。
多理性探討才可能達成共識。討論不是為了打倒誰，而是通過交流達成共識。討論本身也是共識，如果沒有關心姚貝娜這一共識，也就不會起爭執；討論之前，也有共識，無論記者還是青年學生，包括姚貝娜的家人、經紀人，都對姚貝娜的病逝表達哀痛，被討伐的記者文字，同樣有溫度，而不是輕佻。因此，接下來的討論，更應達成共識，即如何通過專業化報道減少或避免倫理傷害。在這起論戰中，筆者希望更多專業人士加入進來，討論乃至博弈，以形成業界通用規則。
記者是這個斑駁世界不可或缺的群體。有的人討厭記者，但當他維權不暢時，也許最先想到的還是記者。記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在指責記者不專業的同時，別試圖限制記者報道公共事物的努力與責任，那些譴責記者披露復旦學子隱私的人，也該想想，如果沒有記者報道，那些被踩死的年輕人的家屬能更好地維護權益嗎？如果不是媒體深入挖掘，誰會想到踩踏悲劇發生時，居然有當地官員在安然吃天價自助餐？這個世界并不全然那么美好，但其原因絕不在記者；記者須恪守底線，但他們對真相的渴望以及為之作出的努力，都應受到尊重。好新聞應該有情懷和溫度，這種情懷也體現在采訪中。(王石川)
